“历史上，香港从没试过这么多导演一起创作。”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历史坐标下，正在上映的电影《七人乐队》开创先河，首度汇聚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七大导演联合执导，成为足令影迷感叹的“有生之年系列”。
《七人乐队》故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跨越到当下与未来，构建出香港七十年全景图，七位导演从各自视角出发，共同筑起风韵壮丽的港影气象，使不同年代的独奏，汇聚成香港七十年岁月交响。杜琪峯除了执导《遍地黄金》外，还担任了《七人乐队》的监制。影片上映之际，杜琪峯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港影迎来黄金时代。在杜琪峯看来，当时胶片是拍电影的主要工具，凝聚着香港影人的创作巧思，承载了许多特殊意义，此番同期优秀导演齐聚一堂，旨在致敬胶片拍出的经典影像，纪念香港电影腾飞跃进的年代。杜琪峯表示，香港电影人的团结从未改变，拍摄本片的初衷也是通过集中老一辈导演的力量，启迪年轻一代影人继续保持团结。
可能是最后一次胶片拍摄
北青报：作为《七人乐队》的创意发起人，您为何要做这部电影？其他几位导演对于这部电影，出了什么主意吗？
杜琪峯：因之前和徐克、林岭东导演曾经一起合作拍过《铁三角》，所以我一直都想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
《七人乐队》一开始的想法确实是来自于我，首先我要讲一讲，为什么会有“乐队”这个想法。在2010年，当我们开始不用菲林（即胶片）去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胶片的存在，有电影的存在，才有我们这一班导演。菲林的消失，真的有些可惜，我觉得没有胶片，也不会有香港的电影。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胶片致敬呢？于是，我就想找一班导演，用胶片再拍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个基本理念是对它的尊重。
有了这个工具，那我们应该讲些什么呢？我觉得应该要讲香港。这个题材就是从50年代直到2020年，每十年讲一个。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想法，就用抽签的方式，讲他们想讲的事。这个整体来说，就是讲对香港的敬意，对胶片的敬意。之后有八位导演表示愿意参与这部电影，他们都觉得很有趣、很有意义。后来，吴宇森导演因身体原因退出了拍摄。所以，影片最后也就定名为了《七人乐队》。导演们在一起也开了几次会，讨论要拍什么，有关拍摄年代的主题，也是大家讨论出来的。
《七人乐队》是指七位导演
北青报：作为监制，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杜琪峯：主要就是和大家约定拍摄时长和预算，包括后期的部分。因导演们都是大导演，拍摄都很有经验了，又都约定的是自由创作。所以之后各位导演交的都是他们拍摄那部分的成片。
北青报：为何起名为《七人乐队》？
杜琪峯：《七人乐队》其实只是一个名字，没有想过会是什么真正的乐队。《七人乐队》的七位导演，每一个人都是主唱。大家各有特色，都有一段solo（个人表演），一人一段，七个solo加起来讲述的是关于香港的故事。
影片主题是“致敬胶片”
北青报：与拍长片相比，您觉得短片的难度在哪里？
杜琪峯：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导演来说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什么难的地方。不过，因为《七人乐队》要求了每位导演拍摄的时长和预算，影片全部是胶片拍摄的，现在胶片基本很难找到，我们拍摄的胶片也是。所以，这次的短片拍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比较难的。
北青报：对于几部短片的故事、主题，请问你们几位导演有商量过吗？
杜琪峯：影片的主题是大家一开始就商量好的“致敬胶片”。大家抽签分好了各自所拍摄的时代后，就都是自由创作了。因都是香港导演，既然是拍摄自己抽到的那个胶片年代的香港、或者那个年代香港所发生的故事，最后完成的故事中所表达的情感基本一样也并不稀奇。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香港导演会怎么去思考，但我们一开始拍摄的初衷除了致敬胶片之外，则是向新一代的青年导演表明，香港导演一直都是团结的，尽管过往在不同公司服务，至今大家都仍然是好朋友。对于电影工业发展而言，导演们的团结非常重要。很希望我们这些导演做的事情，对于年轻一代的导演有所激励和启发。
电影人才不会永远短缺
北青报：您近年来在忙什么？何时会有新作品问世？
杜琪峯：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拍摄计划，因为还没有灵感。现在脑中仅有下部电影的模糊框架。我都是要有灵感到来，才动手去拍片。
北青报：很多人说香港电影的一大困境是人才青黄不接，您怎么看？
杜琪峯：大家好像都觉得，香港电影新的一代没有大成就。我觉得在传承上，创意工作需要的是人，无论幕前幕后都是。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香港导演，比如《七人乐队》的导演，都超过60岁，新的一代导演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
在演员方面，刘德华、梁朝伟、周润发都过了60岁。会不会觉得香港没有承接力了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我不会太悲观，因为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效应，电影人才当下的短缺未必代表着会永远短缺。
香港电影、香港电影工作者在更大的平台上会有前景。对年轻人来讲，政府和电影圈的人在给他们最好的力量，能不能有最好的未来，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对话
许鞍华：没票房压力 拍戏很舒服
《七人乐队》中由许鞍华执导的《校长》讲述上世纪60年代，社会清贫，但求学者众的往事。一位执笔忘饭的校长与善良淡雅的王老师让一座天台学校成为童年岁月里最温暖的家。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许鞍华导演表示自己喜欢六十年代，“那时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含蓄。”
北青报：拍摄《校长》的初衷是什么？
许鞍华：《校长》的故事从60年代跳到了21世纪。我个人很喜欢60年代，也很熟悉。除了爱情故事，也想讲60年代淳朴的人情味，包括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等。通过《校长》，我想表达的是，现实中会有那种只想育人，不求回报的好老师。
北青报：六十年代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许鞍华：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氛围是我特别向往的，特别朴实、努力和单纯，这些东西现在很难得。虽然我不太想怀旧，可那个时代的那种精神对我来讲是一个理想和标杆。
北青报：校长和女老师似乎有些暧昧，但是电影里两人又几乎没有交集，您为何要这样设定呢？
许鞍华：我讲的是个恋爱未满的故事，想表达错过和物是人非的感情。两个角色在影片中基本没有交集，主要是因为校长和老师一心都在教育孩子上，没有想过自己的事情，错过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北青报：与拍长片相比，您觉得短片的难度在哪里？
许鞍华：这次的难度在于使用的是胶片——我们每个人分到的胶片都是有数的，拍摄时要很小心，尽量不能有废片出现。
北青报：这次拍摄有什么不同感受？
许鞍华：对我来说，大家一起拍一个电影，这种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更好的地方是，这次七个导演一起，之后上映没有“单独背锅”的压力，只要好好把电影拍完，其他就不用担心。
《七人乐队》确实没有票房压力，因为一开始就说好是自由表达的影片，并非商业影片。这次拍《校长》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非常感恩能有这个机会拍一部这样的戏，太难得了。
北青报：您认为香港电影的未来如何发展？
许鞍华：新的一代需要审视自己的思想以及看事情的方式。我希望新一代的电影人可以给一些机会，让我向他们学习。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大家可以商讨一下各自的问题，不要总让我们这些“老鬼”去教别人，去领导别人。现在香港电影界和政府都有很多渠道和平台来培养新的年轻电影人，年轻电影人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的。
本组文/本报记者 肖扬
统筹/刘江华 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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