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纪实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问世85周年。沧海桑田，斯诺当年在陕甘宁苏区看见并记录的红星，如今在中国、在世界依然烁烁闪亮，而且愈加璀璨夺目。
1936年6月，在宋庆龄女士的安排下，斯诺从北京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出发，乘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踏上了他的历史性旅程，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旅程。
他以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怀着一颗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一路西行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苏区的西方记者。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红色照耀中国》的“去西安的慢车”一节里，斯诺这样写道。
在陕北采访四个多月后，斯诺带着他日夜积累的16本笔记、24个胶卷返回北京家中。经过数月埋头整理和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又以书名《西行漫记》出版了中译本。
作为一名诚实和正直的西方记者，斯诺用他的独到感受与生动描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主张和目标，以及当时鲜为人知的陕甘宁苏区军民的斗争经历和生活方式。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只有24毫米厚、30万余字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广泛影响。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行量再次飙升，累计已超过1300万册。
在国内外一次次掀起的“红星热”，彰显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历久弥新的红色魅力。
“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出生于1905年，1928年大学毕业后，便来到中国担任美国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直到1941年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三次回到中国访问。斯诺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有着深厚感情。无论后来回到美国，还是移居瑞士，他的心中总是牵挂着中国。
在采写《红星照耀中国》之前，斯诺花费大量心血，编译出版了英文版《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和《鲁迅评传》等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他感受到的真实的中国。
1933年2月的一天，在青年作家姚克的陪同下，斯诺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会晤，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这次会面后，斯诺对鲁迅更加钦佩和崇拜，他说鲁迅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鲁迅对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也颇有好感，他在给一个友人的书信中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信中的S君指的就是斯诺。
在陕甘宁苏区一百多天的采访中，所见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在斯诺的脑海里留下生动印记，成为他的西行漫记的鲜活素材。
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认为，“斯诺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对叙事节奏的掌控，对人物性格的观察和判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把握，以及他本人的幽默感，都让这本书有着非常高的可读性”。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1936年，在前往陕北安塞的途中，路过一个叫百家坪的地方。此时，刚摆脱土匪追逐的斯诺，惊魂未定，口渴难耐。休息时，见有两个小孩站在身边，他便招呼其中一个说：“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可那个孩子没有理会他。几分钟后，他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是一样的。
同行的李克农见状，便扯了扯斯诺的袖子，笑着提醒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送来了。
“谢谢你——同志！”斯诺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方地看着斯诺。“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这件事情，让斯诺很是感慨：“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这个情节，虽然一笔带过，我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看出来斯诺的真诚和机敏。刚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斯诺很快就找到了消除戒备融入环境、同受访者拉近距离的办法，同时红色中国也向斯诺敞开了心扉，这样坦诚、融洽的交流最后成就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蔚说。
1939年9月，斯诺重返陕北，来到延安。毛泽东邀请斯诺出席党政军干部大会，并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那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每当人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交口称赞时，他总是诚恳地说：“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序言中，斯诺这样写道。
据斯诺研究专家安危介绍，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来华访问，他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底片全部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博物馆给了他八千元报酬，他却执意不肯接受。陪同人员一再坚持，他只得收下。后来，从昆明机场出境时，他在起飞前递下一个包，把这笔钱原封未动地退还。
曾多次陪同斯诺访问的外交部英文翻译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
“失去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
斯诺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据说那里的人更信奉“眼见为实”。安危说：“斯诺是一个胸怀民众，坚持‘眼见为实’的人。”
在斯诺看来，新闻纪实不能有任何虚构，每个人物，每一句话，甚至每个表情，都要有可信的信息来源，要么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要么来自可信的资料辅证。这体现了一个优秀记者的职业标准与追求。
“斯诺写出了这种黄土地上的精神之光，也写出了采访过程的惊险和精彩。史实的珍稀、格局的宏大、细节的传神、经历的传奇、文化的角度，共同汇聚出一曲陕甘宁苏区的黄河大合唱，载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斗不息。”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杨新岚说。
1936年，斯诺在陕甘宁苏区采访期间，为了尽快将那里的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红军长征的动人事迹，及时公之于世，在夫人海伦·斯诺的协助下，斯诺全力投入紧张的采访和报道之中，并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一系列有关苏区的特写报道，每一篇都引起轰动。
当时，国民党对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袖大肆污名化，斯诺以其亲身见闻，向世人展现出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真实形象。
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可能会成为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的描述，使外界看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毛泽东，一个坚忍的、睿智的、果敢的、有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的红军领袖。
1937年1月25日，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用六个版面发表了斯诺拍摄的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员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一张照片以及为其配写的说明格外引人注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这是当时国民党捉拿毛泽东的赏金。
这张照片，成为那个时期毛泽东的经典形象：头戴八角红军帽，神情沉着，英气十足。
据当时在场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回忆，拍照时斯诺可能觉得毛泽东头发略显凌乱，就随手把自己头戴的红军帽给毛泽东戴上了，这才有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赴陕北苏区采访，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拿命冒险。斯诺本人也并非没有顾虑。因为听说那里有很多的流行病，所以出发前，当时所有能打的疫苗，他都打了。
“但他没有退缩，穿越重重阻碍终于抵达苏区，对红色中国的众多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甚至还跑去战争的前线采访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徐海东等人，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最终在书中呈现了一个真实、系统的红色中国，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脚印说。
“我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书里面一些闪闪发光的人物：从一开始帮助斯诺进入根据地的王牧师，到陪同他一起的红小鬼胡金奎，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红军主要领导人等等，无论着墨轻重，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饱满。”王蔚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的背景下，能细致地关注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不断地引起共鸣，感动我们现在读者的一个原因。”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斯诺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在中国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他接到中国治疗。
可是，斯诺一方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同时他又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海伦·斯诺曾经对安危说。
“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话”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与流传本身，也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
“在国外，它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流传到全世界，被摆在罗斯福等外国领导人的书桌，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它的第一个中文版诞生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尽管出版后立即被国民党封禁，却仍以各种方式迅速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那是战乱年代，当年具体的发行数字不好估算，但各界爱国人士都看到了它非凡的价值，想尽办法冲破封锁对它进行传播，比如改书名、节选等等，无数爱国青年受其感召，怀揣它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脚印说。
1938年2月，在当时的“孤岛”上海，由胡愈之先生以“复社”名义，秘密组织翻译出版这部作品。这个“复社”，是由胡愈之等一些文化名流筹办的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的出版组织。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书名没有按照英文版书名直译，而是取名为《西行漫记》。
为此，斯诺表示：“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1979年，著名翻译家董乐山重译的《西行漫记》由三联书店出版。据董乐山回忆，出版家范用先生在1976年找到他，希望重新校正1938年版《西行漫记》，以便再版。
在做校正过程中，董乐山发现里面的问题很多，与其一一去校正，还不如重新翻译。于是，董乐山当年便着手动笔，整整翻译了三年，对英文版原著的一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政治术语等也一并做了校正。由此，这个版本成为《红星照耀中国》汉译本的经典。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推出董乐山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迄今已经销售超过1300万册，还被列入部编本语文教材，推荐给了万千青少年学子。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学习红色中国的精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与奋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脚印说。
“我们人文社和《红星照耀中国》的缘分，其实从我们社的第一任领导冯雪峰先生就开始了。”王蔚介绍说，“那是在1936年，冯雪峰正在上海做统战工作，宋庆龄女士帮助斯诺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前往苏区采访的诉求，然后有关领导就派冯雪峰去联络工作。当时，苏区希望来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所以我们就看到斯诺和马海德前往了苏区。这成为我社与《红星照耀中国》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话。”
参与新版编辑的杨新岚，也与《红星照耀中国》结下了奇妙的书缘。这部红色经典，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杨新岚面前。
在参与修订时，杨新岚收到一位朋友的微信，说他父亲就是看了《红星照耀中国》去的延安，而且一直收藏着这本复社1938年版的老书，上面有斯诺亲笔签写的中文书名——《西行漫记》，环衬的背面还写有毛泽东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是斯诺用毛笔抄录的。
今年是斯诺逝世50周年。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癌症逝世。他生前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意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的那样……”1934年，斯诺曾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73年10月19日，按照斯诺的遗愿，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学校址）。墓碑上写着简单的文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本报记者 计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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