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场，刘丹营造着惊悚的气场。她演一名痛失爱女而试图报复社会的母亲，穿戴异常齐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起路来旁若无人，整个剧组无人敢上前同她言语。

　　如此寂寥的片场，演员宁理也曾经历。他演一个连环杀手：一身破棉袄，嘴角浮着一抹自己都感到后怕的笑，一场戏下来，剧组里的年轻演员从此躲着他走。

　　用极致的方式，他们进入这些极端的角色，熬出《开端》里的“锅姨”陶映红，《无证之罪》中的杀手李丰田。表演渗出八九分可恨甚至可怖，角色匀出一两分可怜，他们演绎的“恶”是一条长长的坡道，每一步的滑坡都在警示芸芸众生尚未意识到或无意间承认的一部分自身。

　　没有被浪费的演技

　　恶有恶的脸谱，极端角色挑战的是对恶的想象力。疯狂和偏执往往是这类角色的外在表现。但真正的恐惧在于，他们的疯癫行为并非源于精神上的错乱，而是一个普通人对人性之恶的放纵。

　　在网端，李丰田和陶映红被称作继“童年阴影”安嘉和之后的“成年阴影”，这是年轻观众对他们演技的最高褒奖。某种程度上，他们演出的可恨、可怖超出观众对坏人的想象。他们这么坏，可他们又那么普通。

　　宁理和刘丹看重对“普通”的演绎。李丰田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手，但他不酷也不威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放在人群中，不具辨识度。他的恶源自兽性，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动物性，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激发这种至恶。

　　拿捏这种动物性，宁理用的是寸劲儿。有一场砸人的戏，他设计了一个细节，砸完，李丰田用锦旗擦了擦手上的血，像一个普通人干完活脏了手会做的那样。还有一场戏，他抽掉了过滤嘴里的棉絮，反叼在嘴里，点着过滤嘴剩下的纸。火苗燎着了胡子，黑暗里，他面目狰狞。

　　锦旗拭血、反向抽烟，这种寸劲儿让李丰田区别于大部分国产影视剧中工具化的杀手。他至恶，作恶于他是日常生活。宁理演绎的至恶没有被刻意夸大、戏剧化，而是潜伏在日常，不动声色、毛骨悚然。

　　塑造陶映红的时候，刘丹没有想过惊悚的方向。相反，她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有偏颇想法的普通人。在决定赴死的戏里，陶映红一改在嘉林生活时的蓬头垢面，穿上昔日做化学老师时的衣服，还擦了些口红。这是刘丹的设计。观众眼里，炸车是陶映红最疯狂的时刻，但刘丹为角色保留了普通人的切面——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面，陶映红希望是曾引以为傲的教师身份，在体面和尊严中终结。

　　陶映红坏得让人咬牙切齿，但刘丹演得收敛，甚至没有为角色设计表现疯狂的细节。她演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人生晦暗时刻的失足。可恨让这个角色出圈，可怜是这个角色的深刻所在。刘丹把角色拉回普通人的框架：在这条滑向至恶的坡道，陶映红曾作为一个高尚的普通人、一个可怜的普通人，是如何骄傲又绝望地存在过。

　　我们如何凝视深渊

　　人性本是善恶的共存。《蝙蝠侠：黑暗骑士》里，希斯·莱杰演的小丑对蝙蝠侠说：“你的存在让我觉得人生完整。”

　　小丑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隐秘。李丰田的出场戏，剧本写的是有人藏在沙发后边看他打人。宁理拿了个柚子代替人的脑袋，抄起烟灰缸砸了十多下，脸上倏地浮起一抹笑。

　　这抹笑，未经设计，是宁理完全进入角色后的无意识流露，他回看，脊背发凉。

　　失控是兽性的表现，但失控却不是杀手的专属。寻找这种情绪共鸣时，宁理想到开车时遇到不守规矩的司机——“路怒”如此轻易地就被点燃，戾气在膨胀，失控就在一瞬，下车将对方一顿暴揍的念头在脑子里闪过。西班牙电影《蛮荒故事》中有一个单元，讲的就是两个互相别车的司机，将微小的戾气一点点积累，最后演变成双焚的极端局面。平静生活下，火山在涌动。李丰田的瘆人之处就在于，当恶不受制约，当作恶变得像家常便饭一般，他的危险带来的巨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是观众的心理阴影，更是预警——法律和道德的链条是否拴住了蠢蠢欲动的兽性？

　　最富情感的地方，一定有最难言的际遇。

　　陶映红聚集了观众所有的情感。这个人物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她给予世界所有的善意，但自己却被拉入深渊。女儿死了，死后遭遇网暴。她无法理解，因此陷入偏执；她失去了同世界的联结，选择同归于尽的方式解决问题。说不清谁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现实的关联给予了这个角色被广泛讨论的价值。追剧的人痛恨陶映红的滑坡，痛恨极端选择背后，对法律的无视，对生命的毫无敬畏。同样，借着这个角色，我们得以凝视深渊：网暴无休无止，良善的人是如何将世界拱手相让？群体的恶意究竟会催生出怎样的恶果？我们是否对自己可能催化恶行的言行有所察觉？

　　演绎出人性的余味

　　角色和演技的相互成就，是作为演员的幸运。

　　李丰田和陶映红没有浪费宁理和刘丹的演技，宁理和刘丹也没有辜负这两个角色。社交网站流传着他们的高光片段、封神时刻，年轻人管他们叫“丰叔”和“锅姨”，打趣他们各自承包了国产剧男女此类角色的天花板。宁理和刘丹中年爆红，他们的前作、经历被反复传播，他们的名字与实力派相依。

　　红的是角色，熬的是演员。

　　他们对角色的理解，亦是对人性的凝视，渗在每一帧的表演中，让至恶有了具体的影像；他们对角色的表达，渗出可恨、可怖，也漫着人性复杂的余味。在他们的演绎下，极端角色不再是邪恶的符号，推动剧情的工具，而是给予观众自省吾身的契机——自问这些人性中至暗的隐秘是否存在？是越发式微还是愈演愈烈？而在我们承认人性之恶无可规避时，又将如何保护那些奋起的希望，如何安抚那些破碎的心灵，如何鼓励人性的善良？

　　通过这些角色，我们看到的是与恶的距离。